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结合？它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向？有研究者从文化思想的宏观视角,表达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却忽视了这一主张提出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以致偏离了二者结合的本质及特征。事实上,从性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的一项文化政策,其出发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理论指向在新时代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应时代理论需求的结果。在与西方理论竞争中,中国文化相关理论的竞争力还不够强,也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因此,中国文化理论的供需矛盾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文化理论的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政策,绘制中国文化发展蓝图,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理论创新方法,扎根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理论,是包含了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系统化的新时代文化理论。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发展路线图,为中国孕育了新文化生命体,也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内容,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关键线索。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朱熹是我国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在闽北创设了云谷、紫阳、考亭这三所很有影响的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成绩卓著的讲学、研究、育人活动,推动了闽北地区书院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职能定位更加精准,议政格局日益完善,对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西台恸哭 实恸故宋——《西台恸哭记》的思想内涵探微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值国家兴亡之际，谢翱尽倾家资，弃笔从戎，投奔文天祥，随文转战各地。宋亡后，谢翱遇名台必哭祭文天祥。其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是追悼文天祥的感天动地之文，融注着对故宋的坚贞和忠诚。谢翱恸文天祥壮志未酬、为国捐躯，究其根本，则是恸宋朝沦亡、故国不再。他对丈天祥的感情，实质上是对宋室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

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桔”，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     

汐翁《龟甲文》与甲骨文的发现

汐翁早年发表的《龟甲文》一文在甲骨学界影响甚大。虽然部分记述出入不多,但其中关于甲骨文的发现离奇而不符合事实,还有的是信笔由之,引用者应辨析使用。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特征及趋势预测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总体特征、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对2001-2006年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分析，得出西安市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在绝对值上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和全国总量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相比，市场优势地位并不明显，产业地位逐渐下降等结论。根据西安市1978-2006年的入境游客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数据做回归拟和，预测未来5年，西安市入境游客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将保持稳定增长，并提出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的相关对策。